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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與重構:周作人文學意義再評價
      來源:本站 作者:南窗寄傲 點擊數:6199次 更新時間:2009/1/8 2:05:04
       摘要:對舊文學邏輯的破解和對文學新世界的重構,是五四文學革命的主題,也是周作人一生當中的重大活動之一。周作人高舉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的大旗,以各種文學方式參與到對舊文學的破解與新文學的重新建造過程中,從而使其個人具有了重大的文學意義。
      關鍵詞:周作人;破解;重構;文學意義
      Destruction and Explains,Re-constructs——Zhou zuoren literature significance re-evaluation
      Abstract: Explains to the old literature logic with to the literature new world re-constructs, is 54 literary revolutions subjects, also is zhou zuoren’s one in the middle life significant active. Zhou zuoren lifts up high the humanitarianism, the liberalism great flag, participates by each literature way explains to the old literature with in the new-vernacular literature again construction process, thus enable it personally to have the significant literature significance.
      Keyword: Zhou zuoren ; Destruction and Explains ; Re-constructs; Literature significance
      作為現代文學史上一位有著重要歷史作用的作家、批評家,周作人的文化形象一直為單一的歷史解釋而困惑著。由于政治傾向問題,他遺憾地墮入到悲劇性的命運當中去。但是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復雜的個體,這個個體在文化歷史中的地位在一段時間內由于某些歷史具象的遮蔽而忽略了他在某一階段所起的具有時代意義的作用。實際上,當我們把關注的焦點俯視到周作人這個個體的全部特征之后,我們就會發現,如果作為一個純粹的作家和批評家,他仍然散發著強烈但絕對不耀眼的光芒!叭说奈膶W”觀的提出,實際上就是周作人一生中散發出的光芒中最亮的那一道。
      事實上,穿過歷史的煙云,我們發現,周作人的文學意義就在于:如果文化的進步需要對舊的文學邏輯和思想體系進行破解的話,那么周作人就是現代文學史上對舊文學邏輯及其規范進行激烈毀滅和重新建造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一 破解:一個中國文人的反叛
      嚴格意義上講,周作人并不是第一個對舊文學邏輯進行兇猛轟炸的知識分子。在周作人之前的胡適、陳獨秀那里,他們已經開始了對舊的文學形式上的破壞。1917年初,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正式拉開了文學革命的帷幕。但是,胡、陳 二人在五四文學革命中的方向是偏重于強調文學形式的改革,我們從革命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來看,如果說在文學革命的初級階段,在舊的形式嚴重束縛了對新思想、新內容的表達的特殊情況下,胡、陳二人形式先于內容,重于內容的提法是具有相當的革命意義的。但是,隨著五四新文學革命的深入發展,如果一直把語言形式的改革當成文學革命的唯一旨歸,而不突出文學思想內容的革新,這種極強的片面性不僅會影響到新文學的繼續深入,而且對其他新的社會思想的傳播也有著極大的阻礙作用!爸链藶橹沟模ㄎ膶W革命)發難前期階段,倡導者們對于封建的傳統文學給予了足夠的批判,但究竟有什么樣的精神內容才是新文學的應有之義時,他們卻沒有一個明確的回答!盵1]這樣就造成了五四新文學革命有停滯不前的危險。
      在這個需要對文學革命進一步助推的關鍵時刻,1918年12月周作人《人的文學》的發表使文學革命的肇始者們松了一口氣。周作人對人道主義文學思想的引入,導致了文學革命進入了一個實質性的、“向內轉”的新階段。在那一時期,“他似乎并不特別看重當時正在激烈進行的自話、文言之爭,不特別看重作品在形式上的可接受程度!盵2]而是主張西方的人性和人道主義!八麖娬{人生的感性特征,認為應當尊重人的感性需要!盵3]雖然周作人并不是介紹人道主義、自由主義思想到中國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確是率先以西方人道主義為基本精神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為旗幟,向舊的文化體系深處轟炸的第一批思想者之一。
      周作人對舊的文學內容上的破解帶有很深的“人道主義”評價機制的痕跡。在他的眼中,中國傳統文學作品中是否有表現人性的東西呢?他對這個問題肯定的極少。他直白地指出:“四大名著”中僅有《紅樓夢》是耐人研究的。周作人激烈的文化破解行為的重點就在于:在排拒對于文學“含著游戲的、夸張的分子”的作品的同時,又將妨礙人性的成長,破獲人類平和的東西列入“非人文學”的黑名單中,甚至如《西游記》、《水滸傳》之類的作品,他也從中發現這些傳統文學經典最大的黑暗就在于消解了正常的人性,而使讀者沉溺于神鬼、巫魅,江湖殺伐的反人性的血腥快感中。以《西游記》、《水滸傳》為代表的文學范式,在周作人的心目中只是作為民族心理研究的資料,而非正常的人的文學。他拒絕舊文學、非人文學的態度不亞于反對封建制度的姿態。對他來說:“人是一種從動物進化的生物,他的內面生活,比別的動物更為復雜高深,而且逐漸向上,有能夠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他說:“凡獸性的余留,與古代禮法可以阻礙人性向上的發展者,也都應該排斥改正!睆倪@歸結為人性即是“獸性與神性合起來便是人性!盵4]周作人早期論文中所表現出的這種對于人性本質的深度理解,以及他極力強調人的自然本性的文學姿態,成為他破解舊文學邏輯的一個重要方式。
      然而,如果說周作人對舊文學體系進行激烈推翻是他的文學破解行為的一個方面的話,那么,另一方面,對舊的文學邏輯的批評、吸收乃至內在地改造,理所當然地成為他對傳統文學價值觀的另一種形式的挑戰。
      事實上,在周作人文學思想的前期,對于西方文學思潮的饑渴吸收和推崇,是他反對封建文學的巨大動力之一。但是在后期,由于他個人之外的周邊政治、人文環境的變遷,“由于軍閥的高壓政策,(北京)成為一潭死水。進步的出版物被查禁,無辜者遭追捕,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面臨著或者逃往南方,或緘默的抉擇,”面對在這一思想領域之外的壓力下用西方人道、人性、自由的思想繼續瓦解舊文學這一歷史性的任務的中斷,“魯迅選擇了前者,而周作人選擇了后者! [5]在這一時期,周作人對舊的文學邏輯的破解,實際上是更為隱蔽和靈活的。
      正如有些批評家所言,周作人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西式的文學創作及批評模式,尤其是他的文學批評所具有的中國古典文評的色彩相當地濃厚。這里邊的原因就在于:他在按照西方啟蒙主義方式猛烈抨擊舊文學的破解模式之后,又繼續以改造中國傳統文學思想的方式更深層地介入到對舊的文學邏輯的破解歷程之中,這種破解模式的轉變之所以會發生,實際上是和周作人的個人經驗分不開的。由于他“無法超越滲透在自己情感與血脈中的‘遺傳’的舊文化因子,他批評傳統,感到失望和宿命,卻由于失望和宿命為先導,不自覺地回歸傳統!盵6]因此,他的文學思想發展的歷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傳統的烙印。但是,他對傳統文學批評模式的改造并非單向的,他否定了中國古典文學評論不重視語言的抽象分析和邏輯思辨的缺點,而注重對藝術本體、形式、語言、結構的研究,為中國傳統文評注入了“個性化原則”,無疑,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二 重構:面對文學新世界的周作人
      在周作人及其同事們對陳腐的文學邏輯、文化思想體系進行深度破解和推翻的努力得到中國知識階層的大多數的認可之后,面對廢墟上的中國文學新世界,周作人更是以實際作用者的身份參與到新文學的重構過程中。
      實際上,他的《人的文學》甫一發表,就已經宣告了文學革命由“破壞”的階段進入到了“建設”的階段。而周作人對中國文學新世界的重構的焦點就集中在了新的文學批評秩序的建立上。
      五四新文學批評秩序的建立實際上就是對西方啟蒙主義文學思潮的卵翼下文學新批評思潮的一種高度的模仿和運用。周作人在這一模仿和運用的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把西方自由資產階級的文化價值觀,尤其是個性主義、人道主義引入到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中,為現代新文學倡導了一種新的價值評判尺度!叭说奈膶W”批評觀要求創作主體必須以“自我”的“人”來反映“人的自由”,“人的道德”,“人的生活”,澄清了新舊文學觀的根本界限。在推倒了舊文學批評體系的邏輯大廈之后,批評家角色的周作人以變革中國文學批評模式為基礎重修了文學新世界的基本面貌。
      這種基本面貌的改變也暗合了當時文學思潮的涌動,而在表象上,卻體現為對文學批評模式的結構性拆解和重新組合。周作人改變了先前舊的文學批評單一化、封閉化、共性化的落后特點,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中著重于強調文學的創作個性,在他為中國文學批評注入的“個性化原則”基礎上,他引領了一種文學批評的潮流,那就是:更多地重視作品的藝術體式,風格的多樣性與獨創性,注重對藝術文體、形式、語言結構的研究,甚至還強調小說的觀念、內容結構與形式都需要徹底的革新。
      不可否認的是,周作人新的文學批評觀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現代文學新世界重建的理論基礎之一。而周作人“‘人的文學’觀發生的最大價值效應是他所產生的認知價值。它第一次明確指出了新文學與封建文學的根本區別(人的文學與非人的文學),第一次賦予新文學以文化意義!盵7]這樣的作用和意義,假如被歷史所忽略的話,那么極有可能會把后來者導入一個純粹化的單一的歷史觀中,無疑,這是相當值得反思的。
      三 結語
      無論是破解還是重構,對新舊文學邏輯、秩序的交替而言,周作人的意義都是客觀存在的。對西方文學思想的吸收,對東方文化內涵的改造,成為周作人一生當中最重要的文化課題;仡欀茏魅说囊簧捌湮膶W創作、文學批評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周作人始終處在一個變化的過程當中。從開始的狂熱迷信西方,到沉溺于傳統文化思想的“自我的園地”中,甚至喪失自己的人格,投入到民族敵人的懷抱中,周作人一直在復雜的輪回中異樣地循環。透過對周作人個人的形象關照,我們發現了他的污點,但同時也在搜尋著一些存在于其身的閃光點。令筆者滿意的是,這篇文章為全面審視周作人的文化形象提供了一個新的窗口。

      注釋:
      [1] 秦新春:《再評“五四”時期周作人“人的文學”》,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
      [2] 、[3]莊錫華:《傳統文化與周作人文學思想的重識》,《福建論壇&#8226;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
      [4] 見周作人:《人的文學》。
      [5] [英]卜立德:《一個中國人的文學觀——周作人的文藝思想》,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前言第7頁。
      [6] 鄧利:《試論周作人的文學批評》,《北方論叢》,2001年第5期。
      [7] 趙世清:《周作人“人的文學”觀的價值闡釋》,《社會科學輯刊》,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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